自嘉靖十三年起，蒙古新首領(lǐng)俺答汗幾乎無年不請求明朝“封貢”，然而，俺答求貢卻屢遭明廷拒絕，俺答便率兵大舉犯邊，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，俺答率10萬精騎攻至北京，全國震動，史稱“庚戌之變”。嚴嵩對北虜?shù)牧鋈绾危窟@里有二點是十分重要的。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軍巡邊。嘉靖二十八年二、三月，世宗兩次召見嚴嵩談到想親率大軍“巡邊”的想法，均遭嚴嵩婉言反對：“皇上圣謨弘遠，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。但今時非前比，只嚴督將臣守御，自可無事，巡驅(qū)之典，似不必盡同于昔也?！保ā妒雷趯嶄洝肪?46）可以設(shè)想，如果世宗率軍巡邊，其結(jié)果可能比英宗的“土木之變”還慘。作為首輔的嚴嵩在此重大問題上并未一味順從邀寵，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嚴重性，故設(shè)法阻止之。二是世宗一直想以軍事手段解決北方邊患。例如嘉靖二十六年，首輔夏言、三邊總督曾銑力主收復(fù)河套失地，得到世宗批準；而嚴嵩及翁萬達、唐順之等富有學(xué)識和軍事經(jīng)驗的大臣，對“復(fù)套”是很不贊成的。二十九年八月上旬，邊境形勢十分緊張，世宗曾兩次召嚴嵩討論對策，嚴嵩曰：“目今虜患，但邊臣戮力防御為守之計，令不能深入，即為得策。若欲驅(qū)掃遠遁，恐力非昔比也?！庇衷唬骸绑蕰r勢誠有不同于昔者，兵不素練，將未得人，饋餉屢乏，即無可持之資。當(dāng)事之臣，自任其責(zé)，防守邊疆，令不得患，雖犯不得利。此即御戎之策矣┅┅”（《奏對錄》卷4）嚴嵩主張重在防御，這完全是從當(dāng)時的國情出發(fā)。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：“今武備積弛，見籍止十四萬余，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，支糧則有，調(diào)遣則無。比敵騎深入，戰(zhàn)守俱稱無軍?！保ā兜涔始o聞》卷17）庚戌之變時京城的實際軍力是“僅四五萬，老弱半之。”（《明史；丁汝夔傳》）至于軍事裝備，因主持軍械制造的官員侵吞料價，以致造出的裝備不堪使用。如甲“中不掩心，下不遮臍，葉多不堅，袖長壓臂，全不合式”；“弓力不過一二斗，矢長不過七八把，平昔尚不能射遠，披甲后，手不能舉，射只過數(shù)十步而止。刀尤短小，亦無鋒?！保R文升：《明臣奏議；修飭武備疏》）這樣的軍隊和裝備怎堪俺答10萬精騎一擊！曾任過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的楊繼盛未必不了解此時的軍情！他在《疏》中，將俺答犯京時嚴嵩不讓兵部尚書丁汝夔出戰(zhàn)，指為十大罪狀之一，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