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有抗旨不臨長安之罪，后更于荊紫山下，為一己之私擊殺軍中大將。洛陽平定之后，他更擁軍自大，鼓動洛陽縉紳生事，甚至令洛陽商戶罷市，以排擠秦王。此為大逆不道，非人臣所為，依律當(dāng)斬。否則長久之后，人人效仿那河南王，陛下顏面何存，朝廷的威嚴(yán)何在？”